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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6月15日（转）
      儿子杨昊鸥一篇《我和父亲的战争》先在《四川文学》刊发，继而在国内几十家报刊转载，新浪、北大中文网等网络媒体推波助澜，尤其是发行量近500万册的《读者》还把那充满火药味的标题印在显眼的封面。不用说，我这当父亲的几十年来修炼成的灿灿金身顿时污渍斑斑。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“那时候父亲打我，我像一只小鸡被他那双练过举重的托满肌肉疙瘩的胳膊架起来，被打得哭天喊地……父亲本着‘不打不成才’的战略指导思想，问心无愧地殴打他唯一的亲生儿子。”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老师们将信将疑地问他们的领导：“你真有那么厉害？”学生们充满好奇，杨校长平时对他们如慈父一般呀，于是都问：“昊鸥哥哥写的该不是小说吧？”记者都是老朋友了，他们对传播的作用当然更明白，似玩笑非玩笑地对我说：“字字血泪胜斧钺哟！”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一向坦坦荡荡的做校长的我忐忑不安了，谎言重复一千遍都会变成真理，何况儿子文中的内容完全属实，字字句句铁证如山！我开始反躬自问，认真回想。对儿子施暴的镜头不断闪现——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有一次在老家，儿子白日与姐姐玩得欢快无比，忘了写日记。夜里，我一手拧着呼呼大睡的儿子的耳朵，一手噼噼啪啪一顿暴打，从梦中惊醒的儿子两眼透出惊恐，白嫩的屁股顿时青红紫绿，声声哀号像寒冬雪夜中遭受重创的小动物的哀鸣，撕心裂肺……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长期以来，我要求儿子每天练习乒乓球，如哪一天没有圆满完成指标，通常会有一顿“笋子炒肉”（竹片打屁股）等着；最厉害的是用跳绳抽打，儿子上身，血印条条。妻子拍下儿子伤痕累累的照片，欲将我凶狠施暴的“罪行”“广而告之”，中了邪似的我却振振有词：“不打不成才”。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里，对父母传统的定位为“严父慈母”。“慈”大同小异，“严”的程度有别，但“严”的内容中基本都有“暴力倾向”是不言而喻的。连我这个外面口碑很好的省级优秀校长也不能免俗。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“宽是害，严是爱”。严父之爱往往是一种封建情感的异化，爱子之情超越一定界线就如真理超过一小步也是谬误一样。细细反思严父的暴力倾向，也不绝不仅仅是让儿子的未来一帆风顺，难道就没有包藏私心？儿子的出人头地，未必不是父亲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后半生夸耀的资本。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我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。“请问你是昊鸥的爸爸吗”  ？哦，是的，当然是。只是，难道这是一个名衔吗？我的头衔不是“杨校长”、“杨老师”吗？看来儿子出息了，我的头衔就多出了一项。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电话竟然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《实话实说》的栏目策划王先生打来的。他从《读者》上读到昊鸥的文章，兴趣盎然，说非常希望把我们的故事搬上荧屏。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在那既熟悉又陌生的录制大厅，面对著名主持人和晶的咄咄逼问，面对台下众多观众真诚的目光，父子再度演绎“战争”，没有歇斯底里，没有凄厉哀号，儿子先火山爆发，后冰雪消融；我反思“暴政”，实话实说。多年来面对儿子的“成功”，社会的认可，我洋洋自得之际，却从未想到那是牺牲了儿子的所有意趣得来的，为了一已之念，断然变为确缺失情感的“冷血动物”，强令儿子去实现自己未曾实现的梦想。在那样的专制暴力下，绝大部分的孩子其实走向了厌学的逆反的无底深渊。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从京城返乡，我自言自语：“今后我有了孙子，一定珍爱善待，一定精心设计多套素质教育方案……”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“如果我有了儿子，决不给你们带！”已去广州的儿子在电话中斩钉截铁。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妻子问：“信不过我们？”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“隔代亲，不娇惯才怪。”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“那你咋教？”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“打呗，不打咋成才？！”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我握着另一个听筒，愕然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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